这个中兴新村虽然名字很新颖，房子也很新派，但并不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本在省政府上班官员们生厌。他们本来在省府上班令人羡慕，突然之间要搬迁到偏僻的虎头山去上班，意见很大。
五二四事件闹得蒋介石的密友诺兰都对蒋经国开炮，可见1957年上半年亲美势力对蒋氏父子的怨气。然而，蒋介石先扬后抑，乖乖地向美国人低头后，采取亲美策略，则意味着与中共和好的可能性减弱。由于决定放弃宋宜山带来的中共和谈信息，蒋介石继续实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政策。由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转而改口表态支持他反攻复国，蒋介石便继续进行所谓的“反攻复国决定年”。然而，他的措施一实施，又出现新问题。首先是台湾省主席严家淦辞职。这是蒋介石反攻复国“国策”最直接的一个结果。严家淦当着省主席，大权在握，为什么居然要辞职？这与台湾省政府搬迁到台中地区南投县大有关系。6月29日，台湾省政府自台北迁往南投县中兴新村办公。参与疏迁的台湾省议会秘书长薛人仰回忆了此事的起因和经过：
自民国四十三年起，大陆方面时常放出攻打台湾的消息，我们政府不得不作预先防范。当时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机关大多挤在台北，因而有省府迁离台北市的计划。当时省主席是严家淦先生，创出“疏迁”一辞，即为避开中共威胁而疏散。先由省府派前任屏东县长而后转任省府顾问的龚履瑞先生，与建设厅副厅长刘永懋先生，加上代表省议会的我，组织一个疏迁小组，从民国四十四年中开始，每周同赴台中，觅地迁建。这个小组寻到台中县、南投县境内较为宽广又交通方便的许多笔土地，详加比较结果决定省府迁往南投县车屯镇附近营盘口地方的150公顷的整片小山坡及平地，省议会则洽定购买雾峰乡公路旁一块平地带小山坡共约15公顷地皮，两地相隔约30公里，汽车约半小时可达。基地既定，即着手建筑工程，省府由刘永懋副厅长延聘建筑工程师主办，省议会则由黄朝琴议长聘第一商业银行总行营建理事长林先生主持设计，委托台南县人黄先生的营造厂承包。(黄议长自光复时即兼任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在他任内各县市分行均次第改建，故黄议长对建筑营建经验非常丰富，兴趣也很浓)承包、监工的责任除由建筑师所指派的人员负责外，黄议长本人和我也都负有督导责任。
……
黄议长对建筑方面富有经验，对于新建雾峰省议会房舍，尤其尽心尽力，务求凡事尽善尽美，对于建筑所用材料，监督极严。当时会议堂前面的墙要用白水泥敷造，乃先叮嘱包工黄先生使用英国生产的白水泥，以免日后变色发黄，等到墙面敷设完毕，黄议长来巡视，先问白水泥是否用英国制品，包商答系外国货，黄嘱取包装桶来看，包商取来日货水泥纸袋，黄不满，严令敲掉，重敷英国货，盖英国白水泥系用木桶装运进口，日货则是用纸袋，包商自知违约，只得将整面水泥墙敲掉重敷，我由此事深佩黄议长做事认真，以后数度在内政部、中央党部主持建筑房合事宜，均本此认真精神，事后绝无瑕疵。另外，议会新址购用各种家具，为数不少，我挑选由台中市秋金家具行承制，该行原为台湾中部著名工厂，所有木材均经加工烤干制成，不致呈现制痕。数月后，闻省政府方面少数办公桌面已有剥裂，甚至有人因此涉讼，省议会则完好无事。(《薛人仰先生访谈录》，薛人仰口述，迟景德、欧素英访问，欧素英记录整理，国史馆(台北)1996年版，第64-65页)
由于谁都把大兴土木当做发财的良机，省议会由“黄议长对建筑营建经验非常丰富，兴趣也很浓”亲自掌握，才没出事。但是，新的省政府——即中兴新村却没有这样的好事，在兴建工程中发生腐败案。这一下子把省主席严家淦推上了风口浪尖。疏迁小组选择的台湾省政府迁移到南投县的那块地，名叫虎头山，该地原属山坡荒地，省政府先在该地兴建大批办公厅和单身及眷属宿舍，并命名为“中兴新村”。据省议会议长黄朝琴说，这个名字还是他创意：
中兴新村命名时，我适逢其会，有一次我陪同严主席南下视察，回程应邀前往营盘口，参观省府疏迁厅舍兴建工程时，严主席命名意见征询，我当即建议以命名为“中兴新村”如何？旋蒙采用，深感荣幸。(黄朝琴著：《朝琴回忆录——台湾政商耆宿黄朝琴》，龙文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88页)
这个中兴新村虽然名字很新颖，房子也很新派，但并不吸引人，尤其是那些本在省政府上班官员们生厌。他们本来在省府上班令人羡慕，突然之间要搬迁到偏僻的虎头山去上班，意见很大。去年 月，第一批人马安排疏迁去了那里上班。他们一去没几日，就人心思归。结果，当初积极响应蒋介石反攻复国号召的严家淦，立即如同当初高玉树兴建复兴桥反为自己酿祸一样，成为众矢之的，陷入指责的漩涡之中。因为黄朝琴骄傲命名的地方，并不是省府官员们愿去的地方。许多省府工作人员不愿从繁华的台北市迁移到南投的偏僻乡村，尤其那些有眷属的人迟迟不将家搬到中兴新村去，部分高级人员，每逢星期五就早早离开办公室，往台北北市家中赶，到星期一始返回，以致中兴新村办公情绪松弛低落，严重影响工作正常进行。
面对这种情况，省主席严家淦无力加以纠正，也不能作出任何的改善，并且陷入指责之中。最后，省府内部出现远远胜过当初声讨吴国桢的声势。严家淦本非强势人物，“严推事”承受不住巨压，被气得一边向蒋介石辞职，一边住进了医院。省政府搬迁到南投县确实有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除了行政效率、工作生活是否方便等外，甚至还有不少“理论问题”尚待解决。 1957年6月，在第三届台湾省议会第一次大会上，省议员、著名“大炮”李万居提出书面总质询，洋洋万余言。在发言中，他首先直接攻击蒋介石强调的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提出可否修改的问题，对蒋介石的反共“国策”进行质疑：
本人于今年(民国四十六年)4月间回到家乡去参加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竞选的时候，许多故乡的父老提出一个值得当政者认真考虑的问题。……他们问我，为什么国父孙中山先生给民生主义下定义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呢？民生主义是不是与共产主义没有区别？如果没有区别，为什么我们要反共呢？国父当时也许没有料想：他老人家去世数十年，他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竟会变成学校的课本，台湾青年学生，对于祖国大陆一切政治组织和政治思想，本是非常隔膜，他们之中，因为读到这个民生主义的定义而走入歧途，以致断送前途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有些人真是垂涕而道，热切要求我当选后把这个问题，向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呼吁：可不可以把民生主义的定义，加以修改，或者重新给予解释。(《李万居传》，第98页)
他直接攻击蒋介石去年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理纪念周发表《反攻复国心理建设的要旨与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要领》中一再强调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中“民生主义”。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直接导致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疑惑，也使得反共之举的省政府“疏迁”是否必要，变得十分的模糊。对此，李万居发出直接的挑战：
自从省政府迁移中部以后，台湾民众对于政府反攻大陆的决心已发生怀疑，不管是疏散也好，疏迁也好，据说，就整个中兴新村的建筑和布置看来，明明白白是一种长远之计，也就是迁治。我没有到过中兴新村，当然不知道实情，但相信一般人沿用大陆过去的体制，国都所在地，不许省会设置在那里。省会所在地，县政府就非迁出不可，难道中央机关就不怕轰炸，不怕损失？况且现在战争，是主体战争，迁到中部就可以避免空袭吗？因此，台湾老百姓对于政府所一再宣示的反攻大陆的决心，已是半信半疑。(《李万居传》，第99页)
蒋介石为反攻复国考虑，才和严家淦等人商量出一个省府疏迁的方案，以万一中共攻台退居到台中进行抵抗。孰不知区区台湾岛就那么大小，中共只要登陆，必然一泻千里，与台北市区区百十里的距离，哪里能抵御得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省府疏迁多少是一个借口。想发财，兴土木。这会不会是那些“大虫”们为中饱私囊而精心策划的一个贪腐“良机”呢？省议会打响“大炮”后，省府内的反对者便开始了调查。结果，搜罗出省政府事务科长陈奋克在承办新建房舍工程中的贪污舞弊事实，果真有“大虫”！他们联合那些不愿搬迁到虎头山的人员对省主席严家淦进行攻击。严家淦受不住了，因此俞鸿钧因五二四事件被叶公超逼着总辞职时也闹着要送辞呈。严家淦一闹，蒋介石因为打压蒋经国而放权给陈诚，又不愿陈诚因亲信严家淦把持省政府造成土木系势力大张以至于不可控，便以严家淦魄力不够，决定省主席换人。结果，他从夫人派中选中了前度赋闲的“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周至柔是宋美龄一直很看重的军事将领。
有人这么评价他：在外表上，周至柔和一般的老粗没有什么分别，说起话来，也是嗫嗫嚅嚅的，可是对于拍马屁这一套功夫，却有独到的地方。有一天，蒋介石夫妇由他陪伴着去检阅国民党的空军，这些空军人员在蒋介石从他们面前走过时，照例喊了几句：“委员长万岁！”紧跟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后的周至柔一看宋美龄的脸色有点不对，立刻举起手来喊一句“夫人万岁”。听到他这么一喊，那些空军人员也照样喊起来了。从这次起，宋美龄不由得更加“赏识”他了。她事后对她的左右提起这件事，还压抑不住脸上的笑容。还有一次更妙，他陪宋美龄到重庆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参观。他们一行几个人在飞机场上走着走着，宋美龄的皮鞋带松开了。他眼睛尖，而手脚更快，不假思索地蹲下身去，替她把鞋带系好。在场的一些人对于他这种讨好的举动都看不上眼，连宋美龄也感觉到相当尴尬，但是他神色不变，显得非常自然。(《蒋介石权谋》，第321页)
这样的周至柔，宋美龄喜欢，蒋介石也看重，于是周至柔又有继陆军到空军的跨行业之后的第二次跨界——由军界转入了政界。蒋介石把几近赋闲的周至柔再次任命省主席要职，使得周至柔几乎就要中断的政治生涯得以恢复和延续，“官场青春”再度焕发。
本文摘自《蒋介石在台湾》第四部，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陈冠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