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炉磨坊”隐藏在北京亮马桥一个小区内，虽然临街，但仍然与马路隔着一道栅栏，想要进去，得绕一段远路。就像他的主人陈泽祯一样，显赫的身份就像是那一道栅栏，让他看上去似近实远。兜兜转转了大半生后，陈泽祯选择落在北京，这个他从未曾想过的地方。
这位看上去萌萌的“面包老爹”，更像是个老愤青、老顽童，他喜欢和年轻的员工们开玩笑，叫他们“我的孩子们”，店员们也都不怕他，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年轻时凌厉的影子，然而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他出身显赫，其祖父是陈其美，两位堂伯是人称“国民党教父”的陈立夫、陈果夫。2015年10月，他给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写了一封公开信，声明要支持一个“有信念”的国民党。
1995年，陈泽祯接到一通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话，邀请他回大陆来看看。接到这通电话，陈泽祯很好奇，自从1949年和家人离家赴台之后，他半生从未再踏上故土。但当他真的回来，发现这片土地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
当时北京市的领导对他说，你别回美国去了，我们在北京近郊拨块地给你，你就在这边工作，怎么样？
陈泽祯一口回绝。“我说我不能，我是国民党。”
那位领导劝他，“你这样讲不对，你要这样想，你只要看中了哪一块，我们把路搞好了，人也处理好了，电水都有了，就交给你。这是帮助繁荣国家而出一份力，没有谁吃谁的饭这一说。”
条件如此丰厚，陈泽祯有点动心。在国外漂泊久了，他对国家更加怀有一种富国强民的梦想。但梦想归梦想，他还有一层顾虑——这万一传出去，台湾日本那些朋友说，陈泽祯现在跟共产党要了一块地，多丢脸。
这一犹豫又是几年过去了，2002年，陈泽祯最终决定把自己的面包店开在大陆。
这一次，政府依然很重视。他想去哪里，政府部门都出面联络，走哪儿都有人接待。除了北京，他还去考察过杭州。在杭州，他十分中意一栋位于老街区的老房子，年租金100万人民币的商铺，政府愿意出面，帮他把价位砍掉近一半。
但考虑再三，他还是决定把面包店开在了亮马桥的使馆区一带。漂泊了半辈子后，陈泽祯在昔日“敌对阵营”的心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大陆很多人服务意识并不强，与人打交道态度很差，陈泽祯隔三差五就会跟人掐起来，大陆的朋友劝他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陈泽祯不同意，“你以为台湾当年很好吗？一点一点事都是我们做出来的，我就是要一般见识，因为你的档次在那里，更要去一般见识，为什么？我改好一点是一点，我就天天吵都可以，这就是存在感。”
然而这种执拗并非次次都灵，有政府部门也曾找过他，希望能从他这里取得一些经验，并向他保证，他的意见一定会传达给高层领导，然而等他提完意见之后，在对方看来，他多少有点“不接地气”，一次之后，便再也没有登门。
就在去年，他还跟食品药品监督局拧了起来。原因是食药局出了新规定，烘焙企业的生产车间不得小于若干平方米，而他的车间不够大。2014年底，他的面包店被停发了企业食品生产许可。他写了申诉书，交给统战部门，对方又转交给北京市食药部门。后者非常礼貌地驳回了他的所有诉求。
“他们现在不给我们QS(企业食品生产许可)，我们12年来照中国法律都完全合规。”陈泽祯自认为在技术上，比食药局更有发言权来评价合规的标准。在过去几年里，他连续三次应邀去日本，担任日本的西点选拔赛决赛的评委。然而现在，回到大陆13年后，这位国民党大佬的后人，曾经备受礼遇的台胞，也不得不无奈又愤怒地面对“我们随时都可能倒闭”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