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应对国际舆论，掩饰自己的侵略目的，开始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筹建伪满洲国。
“满洲国”国名是谁提出的？这个傀儡政权为什么定“都”于长春而不是沈阳？长春又为什么改名为新京？溥仪粉墨登场后，为什么不称皇帝而称“执政”？
这一系列问题中隐蒇着什么样的用心与目的？
关东军司令部里的密谋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行色匆匆地来到沈阳浪速广场(今中山广场)旁的大和旅馆。大和旅馆是当时沈阳最豪华的宾馆，在日军中，只有少佐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入住。片仓衷来这里是找一位日本军界的大人物--建川美次，日军参谋部的作战部长。
此刻的片仓衷与所有参与“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高级军官一样，心情振奋，却又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这次震惊全世界的军事行动要么使他们这些始作俑者身败名裂、自杀以谢天皇，要么加官晋爵，为自己的肩膀上再添一颗星星。
片仓衷向建川报告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后，说明来意，请建川去关东军司令部共商善后大计。
此时关东军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大帮人。建川走进来后，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本庄繁等人并不知道日本军部的代表、参谋部作战部长对“九一八”事件到底是何看法。
建川故作威严地扫了一眼会场后，宣布说：“我此次前来不是来干涉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的。”听见这话，本庄繁等人都舒了一口气。建川接着说：“现在的情况主要是占领之后的政权建设问题。我听说你们已经以土肥原大佐出任奉天市市长，我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会引来国际干涉。”
石原在一旁插嘴说：“我们已经攻占了沈阳，国际上肯定会干涉，既然这样，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直接并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 ”
建川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说：“在现阶段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的政权为好。这个政权必须亲日，但名义上还在南京政府管辖之下。”土肥原贤二马上表示反对，他认为：“中国东北关系到未来大日本帝国的国运，是生命线，不能放弃，必须由日本人牢牢控制在手中。 ”
一阵争吵之后，谁也不能说服谁，会议不欢而散。
9月23日，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日本以什么形式统治东北。这次土肥原一上来就抛出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的方案。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以溥仪为首的傀儡国家来统治东北，日本人在幕后掌管这个国家的一切。
对这个方案，参会人员一致同意。于是，当日下午4时，关东军即通知日军驻天津司令官，立刻把溥仪置于其保护之下。
溥仪躲在汽车后备厢中出逃
此时，清末帝溥仪已经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蜗居在天津日本租界的静园中。
9月30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通译官吉田忠太郎来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请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溥仪不要带随从，单独前往。
心下惴然的溥仪随吉田忠太郎来到天津海光寺日本兵营。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兵营等他的不是香椎浩平，而是他昔日的老臣罗振玉。
罗振玉见到溥仪，以臣子之礼恭恭敬敬地请过安后，拿出一个大信封。信封里装的是爱新觉罗氏的远支宗室、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信。张作相是兼职的吉林省主席，因为到锦州奔父丧，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职权，下令开城迎接日军。因此，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的老师--多门师团长，率领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吉林。熙洽在信里说，光复祖宗大业的时机已经来到，请皇上尽快来到东北，在大清的发祥地建立国家。
罗振玉等溥仪看完了信，故作神秘地说：“东北三千万'子民'盼皇上回去，关东军愿意帮皇上复位。只要皇上答应，日本人将派军舰把皇上送到大连。”罗振玉说得唾沫横飞、满脸红光，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溥仪听后，心一阵狂跳，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这事太过突然，容我考虑考虑”，便匆匆离开了日军司令部。
一个月后，土肥原贤二又来到天津，亲自与溥仪进行了会谈。
溥仪最关心的是：“这个新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言之凿凿：“这是个独立自主、完全由宣统帝您做主的国家。”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个问题嘛，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土肥原敷衍道。“不！”溥仪强调，“如果是复位，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问题的。”溥仪听到土肥原的保证，点点头：“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那么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1月16日以前到达沈阳。 ”
土肥原离开不久，下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溥仪，刚才有一个陌生人送来一篮水果，水果篮中发现两颗炸弹。溥仪马上将这一情况告知土肥原。土肥原派人把炸弹取走，两天后告诉溥仪，炸弹是张学良的奉天兵工厂生产的。言外之意，这是张学良要派人暗杀他。事实是否如此，也只有日本人自己知道了。
这次炸弹惊魂事件让溥仪下定决心，尽快离开天津前往东北。
为了掩护溥仪出走，土肥原首先制造了“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在土肥原的指使下，组织了一群流氓在天津大肆骚扰。一时间，天津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天津日军则乘机宣布戒严。
11月10日晚，在混乱的烟幕中，溥仪从后门溜出了寓所，钻进一辆双座敞篷车的后备厢。车到了日本人开的饭店后，溥仪穿上日本军装，装扮成日本军人，乘坐日军司令部的汽车来到码头。在这里，他乘“淡路丸”号商船前往日本人控制下的营口。
11月13日，“淡路丸”缓缓地开进营口港。按溥仪的设想，港口应该是人山人海，有大批“子民”在此欢迎皇帝归来。然而，令溥仪大失所望的是，港口既没有欢迎的群众，也没有新闻记者，整个港口除了少数关东军士兵外，冷冷清清，连装卸工人都被日军清场了。
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1931年11月10日，日本人授意大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负责“建国”宣传，为“建国”大造舆论。这期间，于冲汉以“自治指导部”的名义发了很多伪造民意劝进的电文，据考证，“满洲国”字样最早就出在这些电文中。
溥仪到东北后，关东军加紧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急不可耐地召集了张景惠、熙恰、臧式毅等人开了一个“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美其名曰“共商建国大业”。事实上，“建国方案”早已被关东军安排好，这个伪行政委员会不过是个橡皮图章。尽管如此，伪行政委员会还是召开了三次正式全体大会，这就是被日本报纸
大肆渲染的“四巨头会议”。
就在这“四巨头会议”上，确定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国号”、“国旗”等。
在定“都”哪里的问题上，日本人内部争论很是激烈。
沈阳的日本人首先提出，沈阳历来是东北的经济政治中心，未来的“首都”理所当然定在沈阳。
大连的日本人则强调，日本人在大连经营多年，政治基础十分巩固，作为“首都”，当然大连最合适。
长春的日本人认为，长春地处东北的中心，“首都”当然要在“国家”的中心位置。哈尔滨的日本人也跟着凑热闹，嚷嚷着要定“都”哈尔滨。
各地的日本人炒成一团。最后关东军一锤定音：定“都”长春。
沈阳、大连、哈尔滨的日本人纷纷向关东军抗议。关东军理都不理：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最后被逼急了，才说出定“都”长春的理由：将来关东军是要进攻苏联的，所以，为了指挥军队方便，“首都”必须靠北。
事实也确如关东军所说，大连地处辽南，地偏，首先就得排除;哈尔滨太接近苏联，而且苏联在哈尔滨的势力深厚，如果定“都”哈尔滨，东北的抵抗势力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对日本威胁极大;而沈阳历经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二十多年的经营，势力盘根错节，不利于日本人统治的稳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伪满洲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不是清朝的复辟。沈阳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三百年来一直作为清朝的陪都，如果将伪满洲国“首都”定在沈阳，会给中国人和国际上一个印象，以为是清朝复辟。这对于一心要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并且打算日后将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的关东军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而长春就不同了。长春战略地位重要，地处东北的中心地带，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满铁就经过长春，交通方便。再一个，这里原本就是小城市，中国的抵抗势力薄弱，早年又和清朝没什么特别深的渊源，是“定都”的理想之地。
那么，为什么长春又会被改为“新京”呢？
1932年3月10日，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各部总长;主持会议的是伪国务院总务厅长、日本关东军部长驹井德三。在这次会议上，驹井提出了要在长春建设一个让中国人羡慕的“新国家”的“新首都”。接着，他提出：“有没有什么好名字呢？”就这样开始向伪国务会议成员征求长春更名的意见。
伪外交总长谢介石摇晃着又小又圆的脑袋，第一个提议：“叫'新京'怎么样？”驹井对这个名字很欣赏，当即表示：“好名字啊！”“叫'复京'怎么样？”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伪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复京意为复辟的京城。
一时间，这些汉奸纷纷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新首都”的名字。
时间已经晚了，当天没能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驹井宣布“等下次会议再定”，就散会了。
4天以后，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伪国务院召开第四次伪国务会议，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会议还是由驹井主持。驹井说：“'首都'怎样更名，还是4天前留下来的悬案，今天一定要解决。”
在这次会上，又有人提出了第三个意见：“叫'盛京'怎么样？”驹井当即表示：“叫盛京是不行的！这不是清朝的复辟吗？我们建设的是一个新'国家'！”郑孝胥见大家意见相持不下，说：“如果叫'新京'，据我所知，'执政'阁下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所谓的“执政”就是溥仪。就这样，这次会议决定了长春更名为“新京”，第二天就以“布告”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
溥仪先当“执政”后当“皇帝”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冯涵清、吉林代表张燕卿、黑龙江代表赵仲仁、蒙古代表苏宝麟、呼伦贝尔代表凌升、哈尔滨特别区代表葆康等六人来到旅顺溥仪的住所，递上一份恳请书，恳请溥仪出山就任伪满的“国家元首”--“执政”。溥仪装模作样地推辞一番说，就任执政“兹事体大”“不得如此仓促”，本人“才识学浅”“难堪大任”等等。六人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地一再请求溥仪就任，溥仪对此“严词”拒绝。六人没办法，只得悻悻离去。
3月4日，一个32人的请愿团再次来到溥仪住所，请求溥仪就任“执政”。这些人高声宣称，此来是代表三千万东北老百姓的共同心愿，如果溥仪不答应，他们无法对三千万百姓交代，希望溥仪不要辜负民众的殷切期望。溥仪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愿意就任执政一年”。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关东军事先安排好的，就连第一次表示拒绝的答词都是关东军写好后让溥仪念的。就这样，在旅顺被软禁三个多月的溥仪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仪就任“执政”典礼被定在原长春道尹衙门的一间礼堂举行。这间礼堂其实只是原衙门里一间比较大的房子而已，早已经破旧不堪。因为时间紧迫，也仅仅是稍稍收拾一下。3月的长春天气干燥，呼啸的大风夹杂着干燥的泥沙打在窗户上啪啪作响，令人产生房子摇摇欲坠的错觉。
下午3时，典礼准时开始。
在音乐的伴奏下，出席典礼的伪行政委员会委员、蒙古王公、各省文武官员、各省民众代表、日本官员依序入场。这些人员入场坐定后，宣礼官宣布“执政”就职。
穿着西式燕尾服、头戴高礼帽的溥仪在侍从武官张海鹏以及礼官的伴随和引导下入场。之前，溥仪原准备穿龙袍就职，但日本人再一次强调是新建“国家”，不是清王朝的复辟，所以不能穿龙袍。溥仪起先还很抵触，但郑孝胥劝解说，与日本人做对没好处，张作霖就是前车之鉴。听郑孝胥这么一说，溥仪吓得不敢再坚持。
溥仪进场后，在座的伪满官员、来宾全体起立向溥仪三鞠躬。溥仪也稍稍一欠身，算是回礼。行礼完毕，张景惠和臧式毅分别“代表”全东北的三千万民众捧着用黄绸缎包裹的伪满洲国“国玺”和“执政印”来到主席台，将其转交给溥仪。溥仪接过印玺后又转交给张海鹏保管，然后走向一边。这个发放印玺的典礼算是完成了。礼毕后，郑孝胥代溥仪宣读执政宣言，宣言总共不到百字，主旨很明显，就是宣称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典礼进行约30分钟，即草草收场。
伪满“建国”闹剧的最后一项是群众庆贺大会，但东北的民众根本不理会。张贴在长春城内外和电线杆上欢迎新“国家”的标语和口号被人撕下来扔得到处都是。整个夜晚除了由士兵施放的烟花聊表些气氛外，整个街道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在东北的偏远地区，老百姓干脆拒绝悬挂伪满国旗。当日，日本驻东北各领事馆举行庆祝晚餐会，受到邀请的各国领事无一人参加，令日本人尴尬不已。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将“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